去年底不知什么神鬼差使我买了许多新版的“人人丛书”（Ｅｖｅｒｙｍａｎ＇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各类文本，也许是英语世界的学者们新写的“序”吸引我。“人人丛书”七八十年前的本子我也保存了百来本，那里面的“导读”简略了些，不如新本子的“序”磁实而有嚼头。看样子，至少在英语世界，人们对经典的研究和解
Ｐｅｔｅ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为“人人丛书”新版英文《悲惨世界》写的序说，维克多・雨果兴许能被视为法国文学的“癞蛤蟆先生”，成天虚荣傲慢地沉浸在自己的伟大里，膨胀的了不得，荒唐得自欺欺人。然而，有一点雨果和癞蛤蟆先生不同，他很不遗余力地树立自己伟大的形象。有人问纪德谁是法国最优秀的诗人，纪德的回答带着惊叹号：“维克多・雨果啊！”据说有几首最细腻的法国抒情诗出自雨果之手。雨果早年论司各特道：“司各特的小说有侠气但行文平淡无奇，将来会有另一种小说的，新小说集戏剧史诗侠气诗意现实理想于一体，把司各特祀奉于荷马，真实而伟大。”这些话是雨果１８２３年说的，当时他的第一本小说甫问世。我们不妨留心一下荷马史诗在西方人眼里的位置。“人人丛书”的护封广告说：“自文艺复兴以来，每一世纪的英语文学读者都迫切需求一本适合自己所处时代阅读的荷马史诗英文翻译本子，荷马史诗是西方文学最早最核心的文本。”
我的借助“人人丛书”的英文翻译补课，实在是觉得从前的文学史研习属于空中楼阁，连隔靴搔痒都没有做到。对世界名著文本的隔膜，或许通过学习一种西方语文的翻译文本能稍除。有些文本暂时因了心情和兴趣不读也罢，比如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但是，“人人丛书”却给你一些意外的信息，比如文学理论家德里达很受这本书的影响之类。卢梭的《忏悔录》当然也是“人人丛书”不遗漏的，Ｆｕｒｂａｎｋ的序说，卢梭的作家光环只闪现了不长时间。１７５０年他发表《论艺术与科学》时已经３７岁。１４年后，他发表最后一部重要作品《山间书信》。１７４９年，卢梭的朋友狄德罗在天牢里蹲狱，他去探视，时在夏日。一路无聊，他读到一则征文启事，说来年赛文的话题是“艺术和科学的进步是否有益于道德的纯化”。卢梭日后“看另一个世界并成为另外一种人”的想法即源于此。他参赛的文章说科学的进步肯定没有促进道德的纯洁。文章得奖并且发表，他反进步文明的论调和无知无欲的人生主张使他一夜成名。
“钦定本”《旧约》的序是Ｇｅｏｒｇｅ Ｓｔｅｉｎｅｒ写的，委实不同凡响：“你手里拿的这本书不叫书，而叫《书》。Ｂｉｂｌｅ 的意思就是《书》。这是给文本下定义的文本，不只在西方人文传统里。我们的其他书籍无论材料方法如何不同，都与这万书之书相关，尽管可能只是间接相关。”我想关于读《圣经》有什么意义的话题到此也可以不争论了，除非你不想真正了解西方文明。假如你没有读《创世纪》，雨果的《悲惨世界》第一部第一章你大抵欣赏不了。冯象先生以律师的身份在操《圣经》汉语重译之事，我以为他并不是吃饱了没事撑的。他当年是跟着李赋宁先生学中世纪英国文学的，《圣经》能不能绕过去他最清楚。我最近反复跟同事说，西学起码需要你通三种现代西方语文，还最好加一门古希腊文或拉丁文。其中一半意思是，假如你真的想亲炙《圣经》，英语的帮助都很小，哪怕是很漂亮的Ｋｉｎｇ Ｊａｍｅｓ Ｖｅｒｓｉｏｎ。当学生的时候只是耳闻“钦定本”，那还是２０年前的英语教育，放到现在，恐怕英语系的学生不解钦定是个什么东西。假如本科以后再让我读三五年“钦定本”之类的文本，也许英语今天还不至于这样糟糕。“人人丛书”的《希罗多德编年史》的简介说，希罗多德是第一个用散文讲述荷马史诗规模场景的人，其叙事有力，看人眼光尖锐。以司马迁《史记》个别章节为范文长大的我们，恐怕并不能从英文更不要说原文体会那简短的评语，更不要说用英语去揣摩史家的文思蕴意了。有时候觉得形而上的文化交流简直不可能，最低限度要求交流者要粗通对方的语文。前几年我在北京的哈佛同学会发过类似的谬论，结果是有期期以为不是那么回事者。有一位在读研究生于办公室坐班时闲聊，说照你的看法，文化交流不可能。我说是的，但忘了加一句“形而上的文化交流是不可能的”。人家也期期以为不是那么回事。愚见所及，文化的话题极容易产生误解并且常常被政治立场左右，这是我重进故纸堆的原因之一。在我看来，无谓的争论实在没有古代文本展现的语文美来得有趣。文化交流假如绕不开现实，文本研究还是可以脱离当下的。艾柯在北京开跨文化研讨会时有学者希望他谈当下，而他自己表示近年所读大抵是十九世纪以前的书。我觉得他的选择有他的道理。
Ａｎｉｔａ Ｄｅｓａｉ为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人人丛书”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１９８１年一个满是尘土的夏夜，新德里“印度国际中心”庄严肃穆的演讲厅来了一位不列颠籍的有着穆斯林名字的小伙子，本来是小范围的演讲，结果里外水泄不通。“在座的立刻认识到这是时代的强音，富有创造精神而又渴望人们注意。”德塞接着说，在过去５０年里，印度人写的英语作品并不那么受欢迎。小说一物倒是十九世纪从英国传来的，而且传来的是司各特写的历史小说和班扬写的宗教寓言小说。传教士们为了传播宗教印行班扬的作品，印司各特的人则得不偿失：泰戈尔等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作家利用他作品里的英雄来发动自由运动。二十世纪，小说在Ｍｕｌｋ Ｒａｊ Ａｎａｎｄ的手里成为社会改造的工具。阿南自己怀着马克思主义热忱从英国回来写了《苦力》和《两片树叶和一个花把》。到五十年代，印度独立运动成功，“作家们似乎没了目标”，作品也就渐渐失去了广泛的读者。序文读到这里也就可以了，尽管我知道《午夜的孩子》里清醒着的作者的意识远为复杂，但具象的信息已经足够了。好的文学作品应当是超越时空的。每个时代每个地区的读者能从好的作品里读出自己的东西。意识形态的解读在某一阶段适用，但替代不了每个时代的读者自己的心得。我承认文学离政治很近，但有时觉得政治的解读文学作品容易附会。这是我这一阶段读“人人丛书”的新序的心得。假如这套书由中文的评论家来写导读，一定会是另外一道风景。解读也许真的容易成为艾柯讲的误读，或者解读就是误读。然而，初学者终究是要付学费的，付到有一天能觉出误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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